长城内外是故乡
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晚，春寒料峭，我来到北京的西直门火车站，准备乘当晚夜车奔赴内蒙古的赤峰，探访红山文化遗址。
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又称北京北站，只
列车隆隆向北驶去，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隐隐可见远山的轮廓，就要走出长城了。
提起长城，我眼前不禁浮现出２００３年在清华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期间，陪同耶鲁大学的代表去八达岭游玩时的场景。几位洋人老教授登箭楼俯瞰塞外群山时，那种兴奋万分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不过，这些外国人或许并不了解，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作为首都郊外的旅游胜地，虽然名气很大，但并不是秦始皇汉武帝时代所造的古长城，而是几百年前新修的明代长城！秦长城和汉长城要远的多，位置在明长城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按照“长城内外是故乡”的比喻，赤峰，连同今日的辽宁沈阳，河北北部诸县市，如张家口和阳原县，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及包头，都是在秦长城和汉长城之界内的！如此说来，我们如今要去探访的赤峰、辽西的史前红山文化区，其实也不是什么塞外，而是关内。走出明长城的旅程，会给今人造成一种假相，形成历史的错位。
赤峰，顾名思义，是红色山峰的意思。上个世纪初的日本学者在这里发现史前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在赤峰发现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大Ｃ字龙，用墨绿色玉制作，又称“碧玉龙”（《赤峰古代艺术》）、“猪首龙”或“猪龙”，如今不仅赤峰市以它为城市标志，就连华夏银行也用它来作自己的符号。这件号称“中华第一龙”的珍贵文物，标志着构成中华文化传统核心的两大符号――龙文化与玉文化的合流。中华神圣象征物早在史前时代就以精美玉雕形象出现在赤峰地区，这个发现开启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从单一的中原起源观，转向多元化的、中原之外的新空间。
夜色苍茫，在一段旅程之后，前方又浮现出了一片璀璨的灯火，到滦平了。它的东面就是承德。这个以清朝皇帝避暑山庄而著称的地方，从名称上听，倒是有点儒家伦理的含义。过了滦平、承德一线再往北，人们印象中已经是古代北方戎狄的区域了。其实这里离２０００年前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还很远呢。５０００年前建立有熊国的黄帝族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吧。《山海经》里说黄帝以玉为食，不是隐约地透露着有熊国与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以来８０００年的崇玉文化传统的联系吗？赤峰地区发现史前玉雕龙，虽然对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的传统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还不能说是来自塞外异族的文化。
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与各地域相比，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是长城地带这个熔炉。苏秉琦敏锐地认识到：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是揭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关键。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
４月７日清晨，列车到达赤峰，这里的早春比北京冷多了。赤峰学院的两位教授冒着寒风前来热情迎接。一位是蒙文系的系主任王其格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的系主任、兼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峰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上午参观历史系和博物馆，下午和同学们见面交流。
由于大家对赤峰的远古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初次见面就有谈不完的话题。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号称“中华第一龙”的大Ｃ字龙被发现的经过，套用《易经》中的说法，可谓“现龙在田”。王、徐两位教授栩栩如生的描述，使我仿佛身临其境。
１９７５年夏，辽宁考古所的孙守道、郭大顺、郭文宣三人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调查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见到这件玉龙，通高２６厘米，外观雕成开口的Ｃ形椭圆环状，无爪无角无鳞，素面磨光，头像猪又似鹿，长嘴上翘，头顶至颈背扬起一长鬣，与商周战汉以下的龙造型明显有别。当时还没有关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系统经验，所以无法断定这玉龙的产生年代。Ｃ字龙是在１９７２年初，一次雨水冲刷后的山坡上暴露出来，由当地乌单镇三星他拉村一农民拣到，放在自家院子里给孩子当玩具用。后被偶然来到家中做客的文化馆人员看到，用了２０元人民币采集回来。孙守道等通过文化馆找到那位农民，希望能到出土现场找寻一些线索。可惜时过境迁，那农民已经记不清三年前Ｃ形大玉龙得见天日的具体的位置了。他们不甘心，就在该山坡周围方圆一二里的地方做探察，结果除了一些碎陶片以外，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那默默无言的Ｃ字龙，空有２６厘米高的纯玉身躯，还要躺在旗文化馆的库房里继续它的“潜龙勿用”的屈尊经历。
假如那年孙守道等人真的挖掘出更多的文物，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恐怕也不会得到多么大的重视。历史性的际遇好像注定要发生在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再一次的“现龙在田”，发生在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日子――１９８４年８月４日。牛河梁小山坡的公路下方，在一片积石冢群中的一座石板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墓主胸前放置着一青一白两个玉雕龙。由于该墓群属于红山文化遗迹，玉龙的制作年代一下子提前到５０００年前。这也就使孙守道等人重新给七十年代所见到的赤峰Ｃ字龙断代，从原初假定的西周时代，改定为新石器时代。于是“龙出辽河”这个命题呼之欲出。
孙守道等在石板墓中发现玉雕龙后，接下来的际遇更加出人意料：就在积石冢上方的山坡地，有面积越４００００平方米的堤墙状遗址，其中零散地分布着红山文化的彩陶片。发掘者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及时扩大战果，从散布的红烧土迹象入手，逐渐发掘出一座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那就是震惊中外的牛河梁女神庙。连同１９７９年在５０公里外发现的东山嘴石祭坛遗址，辽西群山中隐约呈现出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红山文化宗教活动中心。有媒体报道称之为天坛、陵墓、宗庙齐全的“小北京”。有学者推测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物证，认为红山文化的面纱背后潜藏着一个神秘的古国。近十余年来，在河北的围场县、阳原县都曾经发现红山文化玉龙，阳原县还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推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地区。
在徐子峰教授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青色玉石料。我向他询问究竟，才知道这是赤峰地区存在玉矿的实物佐证。玉学界多数人认为，构成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传统之基础的原材料，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辽宁岫岩县开采得来的。而眼下的这个标本则可证明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大家听徐教授的介绍，唏嘘不已。这么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居然能够充当解释历史文化脉络的线索，这真是令书斋型的学人大开眼界。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与当代人的不期而遇，自然让我想到在文物第一大省陕西听到的一个类似的发现传奇：《“中国”一词由来：何尊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迄今所能看到最早书写着“中国”字样的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原来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一个叫陈湖的农民挖掘出土的。在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它当作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只换得３０斤玉米。万幸的是，废品站居然有文物信息员向上汇报情况，结果使这件三千年前的珍宝免于回炉化铜，以三十块钱作为３０斤玉米的补偿，被征集到宝鸡市博物馆（任周方等主编《周秦文明之光》，宝鸡青铜器博物版，２０００年，第２３页）。虽然已经算作文物了，却因为来历不正，又名不见经传，所以又在博物馆里屈“尊”多年，默默无闻。七十年代初，因为要进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做除绣清理时才发现底部铭文，顿时身价万倍（用“百倍”说远不够分量）。
不过这３０块人民币的何尊，和２０块钱的“中华第一龙”相比，还是贵了百分之五十呢！这个差价将永远为国人所铭记！要知道，在六十、七十年代，３０斤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定量口粮，这些食物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期足以养活全家一个月！
我在七十年代有幸吃４１斤粮的定量，那是因为进工厂做重体力劳动的缘故。最初一年的学徒工资是１８元。一年后说涨工资了，如今想起来就像童话，涨了２元，达到月薪２０元。
陈教授稍年轻些，没有经历过１８元月薪的生活。他发问说：许多人闹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民币近几十年来一再地贬值，而对外国货币的兑换比值却又在上升呢？
我说：经济学家肯定对此有各种说词。不过如果有人能画出一幅中国文物升值与中国货币升值的对比图来，肯定非常直观有趣。就拿中华第一龙做标尺吧，如今假如有机会拿到拍卖会上，又该价值几何呢？肯定高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成千上万倍吧。
陈教授接过话题说：２０００年在北京的瀚海拍卖公司举行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私人收藏品――高１６厘米的红山文化玉龙，起拍价是１１８万，成交价是２４６万。太离谱了吧，恐怕有“托儿”在哄抬价格吧？
我说：拍卖的内幕据说很复杂。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文物的巨幅升值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热为背景的。而中国文物的升值潜力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吧。欧洲现代画家如毕加索的一幅画就能值上千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上亿，我们祖先５０００千年精工琢磨出的玉龙神像，哪里能用市价来衡量呢？应该是无价之宝啊。难怪近年来红山古玉在海外为收藏家所争宠。
说这些话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料到，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伦敦拍卖行拍出两千四百万英镑。大凡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恐怕对这个数字都难以置信吧。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传统文化的遗物被当作“四旧”而被打碎，无法统计了。
就在我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之际，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中国人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奖牌揭晓，在国际传统的奖牌金属制作工艺上添加了玉，使奥林匹克奖牌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而身价倍增。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对中国玉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牛河梁熊头之谜
整整２０年前，我还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因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话，而涉足到当时的女神研究领域，一篇专家论文干脆把新发现的辽宁牛河梁出土５５００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实物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够刺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则诗意盎然地把她形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牛河梁女神不是比供奉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园的黄帝像，或者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更有资格作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对象吗？二十多年来，去牛河梁探访中华史前女神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４月８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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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 |
如果一座山峰，只是由于外形的相似而被以某种动物来命名，那就没有必要去深究。如果这里是确实有过某种动物的崇拜，那情况就不同了。在韩国，有个叫作“熊津”的地方是崇拜过熊图腾的记号。我们目前面对的熊山，有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呢？
这样的联想，似乎为后面的考察埋下了一个伏笔。
进入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上盖起来的考古工作站，我们先到简陋的展厅中一睹文物。最吸引大家的自然是女神头像。不过，让我更加好奇的是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
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面对着五十多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祖所留在神庙之中的这个熊的头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沉淀在脑海深处的关于熊头骨与北方狩猎民族之关系的知识储备一点点浮出水面――
第一例是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
奥罗奇人之所以对熊特别尊重，是因为熊神的亲族常常变成熊的形状在树林中游荡，而要把一只普通的熊同一个熊神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其次，在所有举行这种仪式的民族那里，都有氏族的一个女人和熊结成夫妻的传说。因此，在熊节中有一套庄严而复杂的宗教仪式，熊头受到特别尊敬，熊头悬挂在神杆上，一块骨头也不得遗失，一滴熊血也不能让脚践踏。（斯特忍堡《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郭燕顺等编《民族译文集》第一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４页）
第二个例子，是女真－满族人的前身??人崇拜熊的情况。日本文献史料记载说，在七世纪寇钞（抢劫）??部落时，从??人那里得来的俘获物当中就有一些活熊，大概这些熊是为过熊节而专门养肥的。
第三例是前苏联学者索科洛娃等对欧亚大陆北方普遍存在的熊图腾现象的描述：
在对熊的崇拜中，交织着图腾崇拜和生业崇拜的一些特征。在熊的下述昵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许呼叫这种动物的名称，一般都称“兽”、“老兄”、“老人”、“爷爷”等等。尾高指出了生业崇拜同祖先崇拜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一些动物神灵，往往都以家畜保护神的面目出现。在各家的房子里都挂有一些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头骨。后者的头骨能够保佑狩猎顺利。（２６４页）
第四个例子是尼安德特人熊头祭坛，表明这种熊崇拜信仰的远源如何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在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发现许多人工放置的洞熊的头（颅）骨。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５年，考古学家发掘瑞士的野人洞，发现几个熊的颅骨与一些长骨堆放一起。１９５０年在奥地利的一个石穴中发现三个东西向安放的熊颅骨和长骨（参看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１章４节）。
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为神圣的实例，我忽然意识到，对于牛河梁女神庙的熊头，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头骨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上述的三种解释，不论是哪一种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人与熊打交道的历史，比起人类进入文明以后的历史，不知道要长久多少倍。法国南部一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熊距今三万五千年了，有人类第一幅油画的美誉。被今人几乎遗忘了的这种无比悠久的人熊关系史，可以借助新发现实物材料相对地还原，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熊神或者熊图腾的观念，也可以参照民族学的活化石得到重构。
在料峭的春寒中，我不禁为这学术探索中难得的灵光一现激动得浑身颤栗。
从牛河梁工作站出来，继续参观积石冢群，就是１９８４年发掘出那一对玉龙的所在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庙与坟冢的相互对应：玉雕熊龙用于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则用于生人举行仪式祭祀的神庙中，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在我看来，孙守道等发掘者最初将积石冢出土的一对玉龙指认为猪龙，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又改叫“熊龙”，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判。尽管至今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更加充分的旁证还是会使熊龙说后来居上，获得认可吧。
４月８日只是考察开始的第一天，当时根本没有意料到，在随后几天中，还会相继看到林西的石熊与石雕女神像的双重发现、赤峰的蚌雕熊神偶与人形偶像的同时存在，等等。回想起来，就好像有一系列的熊图腾神话遗迹正在等待着发现者。告别牛河梁之际，熊山，熊龙，熊头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随后对中外历史典籍和考古文献资料的深入探究中，我益发意识到：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老宗教，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和教堂、祭司阶级，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像的高度关注。出于这种集中的关注，熊甚至成为耶稣基督出现以前世界上曾经十分普遍地信奉的与死而复活信仰有关的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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